同时，又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感而遂通的。

[21]道就是太虚之气的流行过程。作为最高本体范畴的道，就是从道的这些原初含义中脱胎而出的。

同时，它又有一定的方向性，《说文》又说：一达之谓道。但在有的甚至大多数哲学家那里，此意义上的天与其前两种意义上的天又不是截然分离的，这正表现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模糊性与整体性特征，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在中国哲学中，使用最多的，是作为最高本体或终极目的意义上的天，特别是在儒家哲学中。儒、道、佛三家都讲道，并且把它作为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范畴。联系着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说，它就是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人性与人性之善，都是此生生之道的延伸与张开。

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三统说，即道统与学统、政统。[25] 朱熹通过这样对道的解释，进一步统一理气、体用，确立体用一源的思想系统。先秦儒家谈论天道与人道的情况基本如此，诚与生是他们所强调的贯通天人之道的核心内容。

[20]《周易本义·系辞上》，《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这是就道的价值的普遍性原则说的，有人说，孔子这里所说的道，只是人道，并无道家所说的作为存在之本的超越的天道的意义。但道的延伸与展开又必须落实到器上，就像生生之德必须落实到一阴一阳上一样。[27]《二程遗书》卷2上，《二程集》。

这是分析着说、综合地说，道就是有目的指向的活动。后来的儒家就是落实到孔子的生上来说明儒家的天道与人道观的。

他说：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28] 其三，道是富含实践性特征的范畴。他明确提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理学家喜欢讲道体、见道体。

孔子讲的道含义较为宽泛，有时也较为朴素。从相通处说，他们表现出了在中国哲学这一大传统下共同的内在人文精神。老子在自然万物的变化中，体会到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之道，孔子体会到的则是四时行、百物生的生生不息的生道、仁道。这也是与传统儒家相通的，表现了道贯通天人、性命、物我的整体性特征。

行之实践、活动意义始终与道的本体意义联系在一起。[5] 这里，道就是指人们所普遍遵守且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其核心内容就是仁。

这是从道德实践主体的情感、意志方面来说明道，人们本有的道德情感、意志在道德实践中的无限延伸、展开，就是道。[18]道以所以然之理为主要内容，故程颐说：所以阴阳是道。

阴阳，气也，‘一阴一阳，则是理矣。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它是天地万物如此这般存在的轨辙。张载讲气化，自然是指流行过程。从价值的角度说，所谓大小、是非、美丑，都出于道之一隅，得道者居于环中、道枢，自可不受其扰攘。子贡有这样一段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理学家们就道器问题发生的争论很多，其实这一争论还是因为对形而上的意义理解的分歧而发生的。

单从哲学意味上的道来说，二者讲的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只有通过实践中的修养，才能实现人道的自觉，最终实现与天道合一的至诚的境界。

老子讲道，还讲自然、无、无名，它们与道一起构成了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如孔子于大河之上慨叹逝者如斯，被理学家认为是于道体有所见，说的正是于川流不息中体会到的宇宙的大化流行。

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则以心为道，他说：心即道，道即天。道紧扣社会人伦实践说，在道、器合用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说，此不赘述。

因古代的儒家学者们提道统，是为了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抗佛、老之道，而当今时代则是中西文化、哲学的不同传统的争论，道统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30] 这句话又应该如何理解呢？器是有一定的具体用途的工具，因其用途是一定的，所以有如此的功能同时也就说明它不能具有如彼的功能。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便兼理与气而言。

[15] 荀子重视人道，并非完全不讲天道（比如他通过天有常道来强调君子之诚）。如此与应当如此，也就是已然与应然、存在与价值，在中国哲学看来，是本来统一的，而且是在由未然到已然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统一起来的。

但人道与天道并非绝然分开的，而恰恰是统一的、贯通的。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但性理即生理始终是道的核心内涵。这里，区别天道、人道，正反映了人们在原始宗教的蒙昧中，对人道的相对独立性的觉醒。

[6]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以忠恕来说明这一以贯之的道。这里，陆九渊显然只是把器界定为形器，以非具体的形器与具体的形器说明形上与形下的区别。这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也只是未成形质与已成形质的问题，形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为自然哲学问题所取代。[33]《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

[36]《与朱元晦书》，《象山先生全集》卷3。老子说道法自然，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能不说是人处身客观世界的天地自然的大化流行中的一种意义体验。

另一方面也说离了阴阳更无道。他说：道须是合理与气看。

此独立的特定内涵是从先秦儒家继承来的，但经过理学家们进一步发挥。《易传》对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并没有作这样明确的分疏，至宋明理学，因为对儒学道德的形上学的重构的需要，理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格外的重视，也发生了一些争论。